敬亭山下的不朽英魂——祖晨

祖晨（1901-1933），原名祖茂林，化名李春亭、朱文淦、朱涛、莫灵等，1901年10月16日出生于宣城县油榨镇的一个竹工家庭。祖晨的父亲名叫祖永行（又名祖庸之），原籍湖北阳新县辛田埠镇，幼年失怙，和母亲及童养媳孔氏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光绪十三年（1887年），阳新又闹起了灾荒，田地颗粒无收，为了活命，一家三口不得不离开故土，一路乞讨，最后在宣城油榨镇落脚定居。

初来油榨，祖永行一家举目无亲，一无所有，为了生存，他们在镇南头的空地上搭盖了一个简易的茅草棚作为一家人的栖居地。母亲善作针线活，在街上给人家缝缝补补，他则上山打柴，长街叫卖，也在镇上干一些挑、扛、驮、拉的零活，挣钱糊口。一天傍晚，他正挑着一担柴从大埂上往家走，迎面来了一位好心的先生，见他小小年纪，尚能吃苦，问话之余就介绍他学了竹匠手艺。三年学徒期满，他便在镇子的中街上租了间房屋，开了个竹器店。他不分昼夜地拼命干活，店里货色齐全，加之质量上乘，价格公道，颇受顾客青睐，生意十分红火。积累了资金，他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开了个猪肉铺，时隔不久，他又购房买屋，增设了砻坊（加工大米的作坊）、杂货店，五年汗水、五年辛劳，他由一个乞讨户变为一个温饱之家，令人刮目相看。祖永行育有四男二女，祖晨是长子，父亲望子成龙心切，七岁便将他送进私塾。祖晨甫进私塾，即勤奋好学、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问题。一天，先生大讲“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时，他充满疑惑地问道：“人生为什么会有贫贱富贵呢?”塾师被问得瞠目结舌，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只好搪塞地说：“此俚俗之事非汝所学也”。1918年秋，祖晨在其姐夫徐爱轩的帮助下，考入芜湖的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在学校，他受到具有进步思想的校长刘希平和教务主任高语罕（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影响，又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开阔了政治视野，提高了革命觉悟。入学不久，就和五中同学蒋光慈，李宗邺、吴葆萼、夏揆宇、宋树人、台逸谷，外校的钱杏邨（阿英）、李克农等成立了“安社”（系无政府主义的译音），编发油印小报《自由之花》，轮流在《皖江日报》副刊《皖江新潮》上发表反军阀、反列强侵略、反旧式婚烟、反私有制度、反文言文、反穿绸缎、反坐人力车、反官僚校长为内容的诗文，还公演了波兰名剧《夜未央》，在芜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蓬勃兴起，祖晨便积极地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之中。他和同学们涌上街头、游行示威、集会演讲、高呼口号。为慕其先祖祖逖将军闻鸡起舞的遗德，他改名为祖晨，以晓其壮志。

1920年11月，著名的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从武汉应聘到安徽宣城第四师范任教导主任。五中校长得知后，于1921年春，派祖晨返宣城诚邀恽代英赴校演讲。这位革命家的雄韬伟略、慷慨陈词，大大地激励了祖晨，给了他莫大的启迪，思想亦不断升华。从此，他决定把自己的一生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年6月2日，安徽学生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改进本省教育事业，掀起了“六·二”运动。当请愿学生遭军阀官僚马联甲和倪道烺毒打残杀时，他怒不可遏，积极发起、组织安徽“六·二”后援会，声援学生并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六·二”惨案发生后不久，又发生了议员贿选案。祖晨闻讯后，即率五中学生代表前往安庆并参与罢课、罢工、罢市斗争，支持安庆的正义行动。省长李兆珍无法招架，只得落荒而逃。

1922年3月，芜湖2000多名人力车工人反对增加牌照捐和车租，举行了规模较大的罢工斗争。祖晨对此深表同情，积极发动同学和社会各界人士，并与佘文烈、曹渊、薛卓汉一起帮助研究对策、参加游行示威，支持工人的正义行动。迫于强大的压力，反动当局不得不满足工人的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当罢工斗争刚刚停息，又传来帝国主义传教士在北京举行同盟会，加紧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消息。此举激起了京、沪等地爱国学生的群起反对。在刘希平校长的支持下，祖晨等随即发起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并向全国各地各界发了通电，全面揭露了基督教的侵略本质和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祖晨等人的正义呼声，很快得到了芜湖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芜湖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有力地推动了芜湖一带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这年秋天，共青团中央派张秋人来到芜湖，与芜湖五中的高语罕、第二农校的薛卓汉联系，在芜湖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祖晨即被吸收为该团的第一批共青团员。

1923年秋，祖晨考入厦门大学，在该校文科班就读。在厦大读书期间，除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外，他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学生活动，关注社会政治风云变幻。1924年4月6日，厦大校长林文庆在校庆三周年大会上演讲，竭力推崇孔孟之道，与五四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提倡“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相违背。听后，师生群起反对，校长林文庆一气之下开除了两名学生，辞退了四名教师。在学生会的带领下，祖晨到校长室与林文庆理论并找到董事长陈嘉庚先生，要求撤换校长，此举掀起了改革厦大的第一次学潮。

1925年5月12日，电讯里传来了孙中山先生病逝的噩耗，祖晨得知后，悲恸之极。当晚即含泪修书，将这不幸的消息告知家人并叮嘱家人永远记住这个日子。中山先生刚辞世，段祺瑞旋即执政，中国的形势岌岌可危，犹如“酣睡于火星之上”。在这做人或做奴的危急关头，祖晨作了《哭孙中山》和《人奴的关头》两首诗，刊发在上海《国民日报》副刊《觉醒》上，以示祭悼和警示。是年5月间，北洋军阀的海军无理强占厦大的操场和体育器械，祖晨率领同学与他们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结果，他和另外6人被打伤。这事激起厦门各界的强烈谴责。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海军当局不得不赔礼道歉，送受伤者住院治疗，斗争取得了极大的胜利。

祖晨出院后，于1925年夏返回故乡休养。途经上海，正值“五卅”运动蓬勃开展，他亲眼目睹了上海工人、学生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如火如荼的斗争，深受教育。回乡后，他和几个同学发起组织了“芜油外交后援会”。在宣城、油榨、水阳等地设立检查站，检查日、英货物，销毁鸦片和绅士们用的灯具，打击投机奸商，组织募捐，救济殉难志士家属；同时组织反帝游行示威，以此来声援上海工人斗争。

祖晨和他领导的行动轰动了整个宣城，奸商豪绅惶恐不安，刚开始时他们拉拢行贿，暗地走进外交后援会，送给祖晨一些钱物，劝他远走他乡。遭祖晨严词拒绝后，奸商豪绅们沆瀣一气，到宣城县地方审判庭控告祖晨。开庭那天，法庭内外人山人海，伪法官宣读罪状道：“私进民房，犯强奸之罪；拦船查货，犯盗窃之罪；烧毁鸦片，犯破坏私人生活之罪……有此数罪，死有余辜！”祖晨压住心头的怒火，冷笑了一声，镇定而从容地驳斥道：“进私房，我拿的是鸦片；上轮船，我查的是日货。如今国难当头，贩鸦片，就是抽我们的筋；销日货，就是喝我们的血，凡有血性的中国人，岂能麻木不仁！请问法官阁下，反帝爱国何罪之有?！”祖晨在法庭上侃侃而谈，义正辞严，法庭内外顿时骚动起来，口号声连成一片：“誓死不当亡国奴，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原告、法官、检察官等被驳得哑口无言，见此情景，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只得灰溜溜地收了场。

1925年秋，祖晨厦门大学毕业后，东渡日本，入长崎国立医科大学读书。当时，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各种政治派系林立，他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右派组织“西山会议派”的斗争，并于年底在长崎特别支部的帮助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国内大革命高潮到来，急需人才，祖晨毅然放弃学业，回到上海。1927年3月，他奉党的派遣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做政治宣传工作。他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各项主张，努力扩大党在北伐军中的政治影响。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祖晨立即组织所部奋起抵抗。不久接到党的指示，他率争取过来的部分北伐军从武汉急行军，行七天七夜至南昌，参加了由周恩来、朱德、贺龙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随军转战潮、汕等地，后因战事不利，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出资送他重返日本继续求学。但此时他的学籍已被取消，祖晨只得又返回祖国。

祖晨这次回国后，党中央即派他回安徽，中共安徽省临委又派他回宣城建立党的组织。他一到宣城就和打入国民党县党部的秘密党员田道森取得联系，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不久，他发展了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江涛（又名江干臣）入党，正式成立党小组。接着又吸收范用兴、戴云龙为党员，适逢此时，史泗群又由南昌部队返回宣城。1927年11月，他们组织成立了宣城县第一个党支部，称独立支部，祖晨任支部书记，负责全面工作。支部成立后，他带领支部成员发动工人，建立店员、布业、肩舆、袜业各行业工会，入会者达1000多人。同时，加强了学生和农民群众的工作，建立健全了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组织，使宣城的革命斗争开展得热火朝天。独立支部成立后，及时召开会议，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结合具体实际，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宣城的农村。

根据工作安排，祖晨被分到宣城北乡，以油榨镇为中心从事农运工作。他经常白天以打鸟为掩护到附近农村作社会调查，晚上在镇上办农民夜校，和农民群众谈心交友，他善于运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具体事例，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一天晚上，在民校上课时，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农友，背上驮着两个沉重的包袱，说：“这位兄弟本是个身强力壮的农友，饥饿和寒冷摧残了他的健康，现在背上又压着这两个包袱，大家讲怎么办？”农友们异口同声地说：“掀掉它！”祖晨说：“对！掀掉它！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都压着比包袱更重的东西，那就是两座大山，一座是外国佬叫帝国主义，一座是本国的坏蛋叫封建主义。我们要想翻身过好日子，就得起来推翻他们。”深入浅出的宣传发人深省，叫人震撼！没多久，农民协会和赤卫队都先后组织起来，并在斗争中逐步壮大。他带领大家开展抗租抗债斗争，惩办恶霸，开仓分粮，济苦救贫，农民们备受鼓舞。祖晨还非常关心农民的疾苦，并尽力给他们以帮助。一次，他从宣城县府领回留学生官费补贴200块银元，路上见到穷苦人就救济，人还未到家，200块银元就全部散发完了。

过年了，按习惯，家家都要贴对联，祖晨认为这是向人民群众宣传的大好机会。为此他写了许多词语新颖的对联，并免费送给买不起对联的穷人，他还以父亲在油榨镇开的杂货店的店号“祖兴记”中的“兴记”二字为联首，写了一副对联曰：“兴理由义纠正世界，记仇雪耻誓复山河”贴在大门上，又在偏门上写上：“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以此来号召人民，激励人民。

除抓好北乡工作外，祖晨也抽时间巡视和指导其他各乡工作，帮助大家解决斗争中的难题。1927年12月中旬，团山乡范村祠堂召开“荀范农民协会”成立大会，祖晨前往并在大会上讲了话，他着重宣讲了革命的前途和远景，告诉大家，革命胜利后，我们穷人就能当家做主，过上好日子，到那时“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住的是楼房，穿的是缎绸，吃的白米饭，行路不用走，要想出远门，当天能回头，人在两地住，照样把话说。”大家听了，觉得非常新奇，斗志被大大鼓舞，增强了必胜的信心。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宣城四乡的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相继建立了四个党支部、三个党小组，全县已有党员60余人，大多数村庄都有党员在活动，小规模的抗租抗债斗争不断发生。

革命风暴的到来，引起了土豪劣绅和反动当局的惊恐。当时一场声势浩大、全县规模的抗租抗债斗争正在酝酿之中，不料由于泄密，国民党宣城警察局到处搜捕共产党员。1928年1月23日（大年初一），省临委派来指导工作的杨士彬被捕。第二天清晨，伪警察局又派人到油榨镇来逮捕祖晨，他机警地翻屋逃脱，并绕道乘船到了芜湖。

不久，祖晨到达上海，在这里，他通过内交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党安排他在创造社工作。工作中，他结识了鲁迅先生并通过鲁迅先生的介绍认识了上海许多文艺界的新朋友和知名人士。在协调、化解“创造社”、“太阳社”中的部分成员与鲁迅先生之间的矛盾中，他做了大量细致而实际的工作。在文化艺术界他更是团结进步作家，办报纸、写文章，揭露国民党新军阀的黑暗统治，抨击蒋介石镇压革命实行独裁的反动政策，反击国民党的军事文化“围剿”，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1929年8月1日，上海反帝大同盟成立后，他立即参加该组织，与潘汉年一道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努力地扩大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宣传舆论工作。在此前后，他还以茶叶商和《上海报》编辑的公开身份与澎湃、柯庆施、谷声、开愚、汪开溪、黄亚成参与领导过闸北、徐汇等区的工人学生运动，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无数光辉的足迹。

由于反动势力的猖獗，革命队伍内少数不坚定分子的变节，使山东省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省委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1931年1月，祖晨化名李春亭，受党中央之命赴山东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他到达济南后，首先找到了原济南特支成员、青岛大学济南农业实验所职员王永周，通过他与济南乡师党支部取得了联系，经过数十天的努力，联络了数名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于3月中旬恢复了中共济南特别支部。正在他们精神焕发、信心百倍地开展工作时，韩复榘为了向蒋介石邀功，大发淫威，4月5日，突然把关押在山东省第一监狱里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刘谦初、吴丽实、雷晋笙等22名党的重要干部枪杀于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这就是著名的“四五”惨案。“四五”惨案发生后，祖晨与胡萍舟等主持召开了特支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立即派人去青岛向省委和省互济会报告，并请互济会派人来收殓、安葬烈士遗体；派人抄录布告、通知烈士家属；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韩复榘的罪行；特支成员于6日下午化装分组到刑场向烈士遗体告别，悼念牺牲的战友。“四五”烈士的鲜血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激励着祖晨等地下工作者更加勤奋地工作。经过他们一个多月的努力，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六月初正式建立了中共济南市委，胡萍舟任书记、祖晨任秘书长。六月底，祖晨参加了省委在青岛崂山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改组了省委，祖晨被选为省委执行委员兼巡视员。8月，省委在青岛遭敌破坏，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滕英斋被捕牺牲，中央决定调胡萍舟任省委书记、祖晨兼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祖晨到任后，依照省委指示，除加强对济南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外，还不顾个人安危，带领市委成员分头深入到工厂、学校、铁路和郊区农村积极开展工作，发展了12名党员，先后建立了中共泰安县委和泰安、莱芜、曲阜3个特支。在祖晨及市委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济南市党的地下工作端正笃实初见成效。此时，青岛市党的地下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市委书记严世彬不幸被捕，党的地下工作几乎瘫痪。危难之际，祖晨于1932年1月20日奉命由济南前往青岛，旨在整顿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在这里，他写下了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

祖晨到达青岛后，首先深入到产业工人集中的四方、沧口一带，联络失去联系的基层党组织及成员。不久，在四方机厂秘密成立了四方党支部。支部成立后，立即向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发展新党员，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与此同时，祖晨恢复和建立了沧口宋哥庄小学党支部、青岛大学党支部。在党的基层组织迅速建立和恢复的基础上，经请示省委同意，于1932年4月22日，正式成立了中共青岛新市委，祖晨任市委书记，并在无棣二路22号新生养蜂场设立了市委机关。在他的积极努力下，青岛市先后建立了工会、互济会、反日救国会和时事讨论会等群众组织，还在四方、沧口一带办起了工人、农民夜校，又办了《工人之家》和《大众》等刊物，宣传党的主张、刊登革命消息，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和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实质，配合了全市的罢工、罢课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扩大侵华战争，野心昭然。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处在反日前哨的青岛人民，对此群情鼎沸，怒不可遏。青岛大学当局却强调环境特殊，不允许学生进行任何反日爱国活动。祖晨及时布置全市党组织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活动，并亲赴青大，直接领导青大抗日救亡活动。在青大，他发动学生罢课，反动校长和教师为限制学生的革命行动，搞“学分淘汰制”。祖晨当即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他指示青大党支部要根据大多数同学的爱国反日要求和觉悟程度，由一般宣传走向实际行动。青岛大学党支部根据祖晨的指示，秘密散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成立抗日救国会，募捐支援坚持在东北抗日的义勇军，还发动了签名罢课运动，组织南下请愿团，敦促南京政府出兵抗日。祖晨又指示各地下组织，及时发动各中学师生和各界群众支持、声援青岛大学的南下请愿活动。据王林[1]同志回忆：“在此期间，祖晨消瘦，身子骨单薄，又患有肺病。可他眼珠子经常带着睡眠不足的血丝。当时，脱产工作的党员吃饭尚无定时，营养更谈不上了。常常天黑了，还没有吃上午饭，祖晨如果这时与我接头，就用我从学校带来的凉馒头夹几片咸菜充饥。即便如此，祖晨依旧用忘我的热情投入革命运动中。”请愿团在南下途中，一路上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扩大了党的影响。

在此期间，日营铃木丝厂工人闹工潮，祖晨亲自作调查，并写成《铃木丝厂工运指导和组织方法》的小册子，用以指导工人的斗争，并向全市的工人阶级介绍该厂工人反对日本资本家的斗争经验，从而使工人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

日营富士纱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后，祖晨闻讯立即赶到沧口，以宋哥庄小学为据点，指导沧口、四方十多个日营工厂的工人配合斗争，并发动几个纱厂的工人举行同情罢工，终于迫使富士纱厂的日本资本家给工人增加了工资，保证不随便延长工作时间，维护了工人的利益，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青岛市的工人、学生运动就像黄河巨浪，以锐不可当之势，冲击着腐朽的反动势力。当时统治青岛的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市长沈鸿烈、公安局长余晋和等对此惶恐不安，他们立即进行密谋策划，最后决定派遣特务高振东（又名高俊卿），以大康纱厂工人身份，伪装积极，混人党内，暗中刺探青岛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的活动情况，向反动当局密报。1932年5月底，中共山东省委决定调祖晨回省委，派李伟仁去接替他的工作。李伟仁到青岛的第5天（即5月31日）就被敌人逮捕。敌人在市委机关所在地——新生养蜂场搜出一些文件和宣传品，并逮捕了陈文其和王常怡。6月1日一大早，祖晨知道出事后，立即冒着危险去海泊桥通知有关同志迅速转移。特务高振东探知祖晨要来海泊桥，便带领侦缉队暗中守候，逮捕了祖晨。接着，市委其他同志也先后被捕。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

祖晨等被捕后，国民党青岛市的特务、警察如获至宝，他们认定祖晨是青岛地下党的负责人，一个“大”共产党员。在青岛的监狱，敌人曾对他进行多次提审。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打，他都坚持说：“什么党不党，什么上级、下级，我全不知道。我是南京人，厦门大学文科毕业，去年11月在上海经张文璧介绍，加入上海反帝大同盟，12月底到青岛来养病，只因人地生疏，由上海日语学校同学介绍其兄张子冀与我认识，后因张放假回家，遂将他所租赁的房屋一间让给我住。今年一月底，我寻到新生养蜂场与陈先生谋面洽谈学养蜂事，他甚乐意传授技艺，遂得以经常往来。人家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那我乃是好心落不得好报。”祖晨坚不吐实，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保持了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8月8日，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敌人将祖晨和其他几位同时被捕的同志一道押往济南伪高等法院。在火车上，他抓住时机，避开监视，对缺乏斗争经验的难友们进行革命教育，并教给他们对敌斗争的方法和策略。在祖晨的影响教育下，大家坚强起来了，决心同敌人斗争到底。祖晨及同来的难友们到济南监狱不久，“伪山东省高等法院”就开庭审理了他们的案件，在祖晨的启发下，难友们在受审时全部翻供并且还在法庭上申诉了青岛当局严刑逼供的事实，弄得敌人手足无措。敌人不甘心失败，明知祖晨确是共产党负责人，可是因证据不足就派特务王子久伪装成政治犯，打进祖晨等人的牢房里探听祖晨及青岛案犯的情况。特务王子久一进屋就大叫大嚷，假装发牢骚，骂国民党。祖晨凭着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及时识破了他的诡计，立即告诉大家：“这个人是密探，千万注意，不能上当。”于是和大家整天下五子棋，玩“整死牛”，故意为输赢问题争得面红脖子粗，甚至大家都“赌气”，几天不说话。两天后，那个特务见无机可乘，只得悄悄地溜走了。敌人走后，大家又笑着照常说起话来。

还有一次，一个叛徒在敌人的授意下，来到监狱监视他们的行动，祖晨和难友们约定，“狗”在的时候不说话，或者趁“狗”睡觉的时候在地板、大腿上写字、打手势、使眼色等肢体语言来交流思想、传递消息。这个叛徒感到无从下手，也捞个没趣的跑了。

1932年9月，国民党成立“济南军法会审委会”，专门审理共产党案件。审讯时，他们采取法西斯的极端野蛮的审讯方式，即赤裸裸的非刑拷打——皮鞭抽、上竹杠、蹲铁笼、坐水牢等无所不用其尽的残绝人寰的手段，妄图逼迫共产党人就范。对此祖晨一面鼓励难友勇敢面对，一面组织难友进行绝食斗争，抗议敌人的暴行。

那时候，被韩复榘逮捕的政治犯，尚未判决者大部分都关押在第一看守所。第一看守所条件特别恶劣，外面有五层铁门封锁，里面的监房阴暗潮湿，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见阳光，不过一丈见方的房间住十几个人。没有床，没有炕，在潮湿的地上，铺一点点杂草就是睡觉的地方，跳蚤、虱子、臭虫乱跳乱爬，夏季蚊子成群乱飞，把人咬得遍体红肿。里面还放只马桶，尿骚味、汗臭和十几个人呼吸出来的浑浊空气，让人一进去就想呕吐。有一个呕吐，全监房的人更倒霉，光恶臭味道简直能把人窒息死——而当时祖晨和一批“政治犯”就被关押在这里。1933年2月，省委书记任作民被捕后也被关押在这里。为了改善监狱里的条件，祖晨和任作民在看守所里秘密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难友进行反对虐待政治犯的斗争，向看守所提出了改善伙食，允许看书看报、开窗通风、通信探望、半月洗澡一次等要求，最终要求得到部分满足。后来当敌人知道这次斗争是他参与领导发起时，就对他进行百般刁难，由于长期从事艰苦的地下工作，劳累过度，祖晨患了肺结核病。加之这次敌人的折磨摧残，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几乎到了饮水不进呼吸艰难的程度。别人认为他生命垂危，但他自己始终乐观自信。他日夜咳嗽，大量咯血，病情十分危险。敌看守人员把他抬到隔离室，纷纷议论他“不行了”。他听到后就大声喝斥道：“你们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不行了，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活下去。”对于生，他是那样的坚定，那样的充满自信。在无比顽强的革命意志的支撑下，祖晨的病情果然一天天好转，他顽强的活了下来，又继续和同志们一起坚持狱中斗争。

祖晨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同志非常关心。田海山是个刚入狱不久的新难友，和祖晨关押在一起，祖晨经常向他宣讲革命道理，教他唱《国际歌》，田海山为此非常敬佩祖晨。

在狱中，难友们和祖晨相处时间并不短，可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人，家住哪里。有人向他问起这事（按照规定，搞地下工作，下级是不允许打听上级家庭和个人情况的），祖晨为不扫大家兴，就用手向镜子上一指说：“我的家在那里，镜子下面有水，那就是我的家。”大家听后不解其意，但又不好再去追问他。全国解放后，一位难友特地到芜湖镜湖去寻，可毫无结果。原来镜子下面有水，含义就是宣城市宣州区北郊有座敬亭山，敬亭山下有一条水阳江，水阳江畔有个油榨镇，那里就是祖晨的家。

1933年5月间，祖晨得知敌人将对他下毒手，便秘密写信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家里。他在信中劝告父母：“莫把人事看真，人生就是苦，人活只有行，财产子女，只不过是生活的点缀罢了，不要把他看作私有财产，干革命就会有牺牲，要看开些，莫为游子劳思，更促儿志期坚。”早在参加革命初期，祖晨就多次写信对父亲这样说过：“污吏纵横，非吾宣一隅，儿所往之地，大概相仿。豺狼当道，道路崎岖，世间如此昏暗，中国如此沦落，男儿有血，岂能任凭时事而不解救?人之生灵，岂能容得几个鼠贼之徒宰割虐杀乎！中国人非天生的奴隶，中国定有后望，中国定有晨光。父亲啊！人间就是如此，斗！斗！斗！男儿的鲜血换得世间的公平，神州的黎明”。“暂时的虚荣，算不了人间的赞礼，尸旁的热泪，方得见英雄的写生。莫因崎岖而失望，休因人事勿登临。乱时富贵于我如浮云，狗党谈笑于我无变色，愈难愈要干，所余的，留待后人。”这是何等高尚的革命情操啊！祖晨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践行的。

1933年8月18日清晨，乌云笼罩着泉城的上空，天色昏暗，细雨濛濛。被囚禁的难友们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凶残的敌人就嚎叫着来监狱提人了。当喊到李春亭的名字时，祖晨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毫不畏惧，从容地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出牢房。狱中的难友们一起涌向牢门注视、目送着他。祖晨不断地向大家点头，并大声向同志们告别：“同志们，难友们，这没有什么关系，革命的细胞是新陈代谢的，永远死不完的，好好干下去吧！”囚车向泺口以西马家道刑场急驶，祖晨和其他8名难友一路高唱着《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响了——祖晨，这位年仅33岁的无产阶级战士，面对敌人的枪口，英勇地倒下了。

黄河为他咆啸！大地为他哀鸣！人民为他悲恸！

祖晨——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历史永远记着他！

[1]王林：时任青岛大学党组织负责人，受祖晨直接领导。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市文联、中国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